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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进并深化省直管县改革,对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意味着必须超越已有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不能再以过高的GDP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目标,不能再以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过高的GDP增长,而要依靠改革和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在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中,政府改革是龙头。政府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更好地发挥市场、社会的作用。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毫无疑问,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而且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浙江省一直走在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工作的前列。目前,全省上下正通过推进权力清单“瘦身”,推进责任清单“强身”,推进负面清单创新,推进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升级”,推进政务服务网提升。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在横向上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事务治理中的基础作用,真真切切地减少、取消一批行政管理权力。在纵向上需要各级政府协同推进,高层级政府要真下放权力,不能只下放一些边缘性权力;要全面下放权力,不能只放事权而不放财权、人事编制权;低层级政府要接得住,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就此而观,天台县以发展壮大行业协会为载体的政府职能转移工作值得高度评价。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天台探索行业协会改革先行一步。在这一进程中,政府部门进行职能梳理,确定转移职能;评定承接能力,选择承接主体;开展职能转移与承接。在职能转移到行业协会后,各政府部门还秉持“谁转出、谁监管、谁指导、谁服务”的原则,做好对行业协会的指导服务工作,与行业协会进行无缝对接,确保职能履行不脱节。短短半年时间,政府“瘦身”,而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整合资源、扩展市场、节约成本、建设现代产业集群等方面尤为突出。县级政府是我国地方政府中功能齐全而又直接面对民众的重要主体,而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是我国得到优先发展、迄今最为充分发展的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及市场运行机制,离不开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以市场和企业为基础,是一种经济组织的再组织。在这里,无论是构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基础,还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需要行业协会获得重大发展。天台县以推进行业协会改革和转型发展为载体,实质性地开展政府职能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化改革狂飙突进,“找市场不找市长”是具有标志性的口号,那么在今天,我们在继续追求“找市场不找市长”的同时,或可增加“找会长不找市长”的新语录。可以认为,天台改革为地方政府具体落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工作提供了成功经验。当然,天台改革还需要继续完善。政府全力推动的职能转移成效快,但可能加深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附性,而且可能削弱行业协会自我革新、自我奋进的成长动机,从而不利于行业协会的长远发展。进一步说,行业协会本身是被“优先培育”的社会组织,政府主导的职能转移进一步向行业协会赋权、赋能,可能扩大行业协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不公。因此,政府转移职能急需从行业协会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组织,构建起政府职能转移的长效机制。(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2015-06-26

培育社会力量

一、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

处理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简政放权作为“放管服”改革的当头炮,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松了绑”,激发了企业活力。简政放权也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旭涛认为,简政放权,“简”和“放”是关键。“必须全方位审视、理清各层级、各部门、各系统之间的职能配置和职责关系,这是简政放权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首要前提和基础。”他表示,简政放权的目的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减少市场各主体的运行成本。简政放权必须要有大局观,不仅想到“放”还要想到“接”,要上下联动、左右衔接、协调配套,最终起到打通政策落实“最先一公里”的积极作用。
  “推动简政放权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地方政府能力建设是关键点之一,要确保地方政府接得住、管得好;同时,深入调研企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继续下放或削减前置审批和不必要证照,推进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郅强表示,简政放权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重点之一,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获取市场活力的“加法”,继续削减或下放一些不必要的证照和审批,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在推进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基层需要和承接能力,进一步捋顺和完善地方权力运行的机制,加强监督监管,构建权力下放后与运行相配套的法治环境,避免出现权力真空现象。

重构公权力配置格局

二、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

《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现在机构编制总量已经很大,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经弱化的领域没有及时“瘦身”,闲职太多,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强身”,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的人手不够,该管的管不过来,甚至没人管。对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应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强身”。

  “管”是通过必要的管理来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有序健康发展。推进政府监管体制改革是简政放权的必然延续,放权必须有相应的监管体制来配套。
  辛向阳认为,当前要合理确定政府市场监管范围,防止权力对市场形成一种不必要的新的干预。“我们要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个总原则进行监管体制改革。”他表示,监管体制改革要按照职能进行科学规划,建立有效沟通协调机制,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打破监管标准的宽严不一,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
  王郅强认为,如果监管跟进不及时、不到位,有可能造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双重缺位。监管体制改革,不仅要考虑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要有长期性的战略设计。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将行政审批与事中监管、事后监管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要将制度监督与法律监督相结合,为权力和权利运行创造法治环境。建立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规范、制约有效、权责分明的管理体系,充分调节分散的市场利益和普遍的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
  “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使简政放权后的市场更加有序健康发展。”刘旭涛认为实施公正监管、完善综合监管应当遵循全过程的监管理念,政府、社会大众、行业协会、媒体舆论等主体应当构成一个综合立体的监督、监管体系。同时他表示,当前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优势,及时实现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提升监管透明度。

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关键在于简政放权,尤其是行政审批改革。一是结合“放管服”改革要求,
按照“赋予试点县政府与市州相同的行政管理权限”有关规定,建议省级层面严格督促市州根据《赋权目录》下放到位,做到能放就放、应放尽放,确保试点县与省里下放权力无缝对接。二是对照国务院、省政府已取消和调整的审批事项,及时清理、废止、修订一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强化监管力度,适时对下放和取消审批权限事项开展监督检查,防止行政审批权限“下而不放”和擅自以备案、核准等名义进行变相审批,权力放到位、接得住、用得顺、管得好。三是统筹推进配套改革,积极做好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农村土地确权等相关改革的有序衔接和统筹推进,对《赋权目录》的配套权限,建议同步或逐步下放,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系统性和配套性。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推进政府监管体制改革

2017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开启了新篇章。过去,我国的公共事务治理往往难以摆脱政府中心主义的色彩,政府管理和改革通常从政府自身逻辑出发,以致一些改革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最多跑一次”真正从人民群众获得感的角度定义了改革的出发点,切实地将人民群众真实需求的满足作为改革的最终归宿。截至目前,浙江省省级政府办事事项有889项达到这一目标,设区市本级平均845项,县区平均732项,已有超过80%的政务服务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可以预期,“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浙江政府治理转型的新突破口,将撬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倒逼政府部门从服务、政策、制度、环境多方面优化供给,从而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改革获得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将“省直管县”改革和“简政放权”改革列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简政放权”与“省直管县”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下的一个有机统一体,二者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关联。“简政放权”是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核心内容和关键一招,推进“省直管县”改革是“简政放权”的逻辑延展和重要体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新时代推进并深化省直管县改革,需要优化顶层设计,以简政放权为着力点,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现行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也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有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在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权力因过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权力正当行使,防止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3日讯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放管服”改革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打造转型升级新动能

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打通政策落实“最先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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