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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李达三·叶耀珍再生医学发展基金,设计适合华人体质的再生医学医疗方案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动法治为自治和德治服务功能

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里说过,一个词如果被反复地使用,就会成为一种大趋势。在当下,这个词可能就是“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视察河南时第一次使用了“新常态”这个词。嗣后,众多评论员纷纷就经济新常态进行讨论,甚至提出了一个新词——“Pinormal”,即“习近平常态”。“新常态”首先是用来指称中国经济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郁建兴,近日作客浙江人文大讲堂,试图提出社会治理的新常态概念。社会治理的新常态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经济新常态对于社会治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社会治理需要确立怎样的新常态?如果经济发展走上了新常态之路,而社会治理领域仍然是旧常态,那么社会发展就会与经济发展相脱节。同时,也要确立社会治理的新常态,防止把一些权宜之计固化为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新”在哪里大家知道,经济新常态的核心特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增速换挡,经济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是动力更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里的第一个特征,已然变成现实;后面两个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说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在目前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因此,吴敬琏教授去年11月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演讲时说,不能简单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而应该说要努力确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如果经济质量和效益没有得到提高和改善,那么经济增速的下行就是坏事。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在于后面两个特征。相应地,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必须超越已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后,我们不能再以过高的GDP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目标,不能再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过高的GDP增长,而要依靠改革和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那么,超越已有经济发展模式、努力确立经济新常态的进程,将会对社会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经济新常态对社会治理有影响经济新常态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在哪里?首先,经济新常态前所未有地凸显社会治理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中心地位、首要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我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学者们所谓的“发展型国家”。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特别是较少对社会领域作出承诺,使我们付出了严重的社会代价。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社会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十八大明确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体布局,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列,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社会管理”改成“社会治理”,强调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强调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这些关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新定位、新内涵,前所未有地凸显社会治理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次,经济新常态提供了超越发展型国家、消化原有发展模式产生的严重社会后果的新机遇。在已有发展模式中,经济增长在政府绩效、官员考核中占据很大比重。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将不再以过高的GDP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改进党政干部的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再次,经济新常态提供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有利条件。经济新常态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很多新条件。以“互联网+”为例,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和作用发挥相对较少、较弱,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2014年底,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60万家,而腾讯微信群可能有125万个,是线下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总量的2倍;QQ群可能超过200万个,是线下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总量的3倍多。相似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政务”等等,都将催生社会治理创新。最后,经济新常态产生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治理创新。这种新挑战是很多的。比如,在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速趋缓的形势下如何保证民生领域投入等等。超越管控维稳模式目前依然障碍重重社会治理不仅要与经济新常态相匹配,它自身也需要新常态。如同确立经济新常态必须超越已有经济发展模式,确立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必须超越已有的管控维稳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改称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体现了在理念、目标、主体、手段与过程上的本质差异。与传统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的逻辑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法治为根本、通过多方参与和协商互动,寻求社会事务的“善治”。但是,超越管控维稳模式,障碍重重。第一个障碍,政府理念尚未根本转变。长期以来,政府具有包揽一切事务的强烈冲动。就像亲子关系,孩子吃饭,饭粒散一桌子一地,家长说:“算了,我来喂你好了。”党委政府也一样,社会组织运行有缺陷,“算了,我来做。”相反,作为对政府包揽的反面,政府可能让社会领域、社会主体自生自灭。上述两者都不是正确的观念。第二个障碍,政府职能转移不到位,社会主体缺乏成长空间。最近,桔子水晶酒店集团CEO吴海在网上发表了写给总理的5000字长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痛陈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遭受的来自基层政府部门种种不公正待遇。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体的成长空间更小。第三个障碍,基层缺乏自身运行的机制。基层政府人事编制权、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造成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学者们原来有一个假设:对基层政府来讲,应该整天盼望着高层级政府下放权力。我们经过调研后发现,基层政府并不盼望高层级政府下放。因为高层级政府很可能只放事权,不放财权,也不放人事编制权,基层的资源严重不足。第四个障碍,完整的法治框架和手段难以落实。政府长期依赖行政手段,追求管控的短期效应。落后和差距意味着潜力和增长空间努力确立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就是要消除上述障碍和落后。从经济学角度看,落后和差距意味着潜力和增长空间,说明我们在社会治理领域可以大有作为。第一,转变理念,构建网络。如同已有经济发展模式很难超越一样,管控维稳模式也非常难于超越,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时候,这种模式还有可能被强化。因此,致力于社会治理创新,将法治奉为社会治理的圭臬,就要确立多元参与、协商审议、合作共治的网络体系。政府要像着力于发现、确认、培育市场机制一样,着力于发现、确认、培育社会机制,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第二,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释放空间。李克强在就任总理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转变职能就是要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以往我们最多把市场、社会看成是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机制,认为市场、社会可以承接一些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情,而在李总理那里,政府才是市场和社会的补充机制。简单地说,哪里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做不到、做不好、做不了的地方。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必须给社会释放出空间,特别是要正确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第三,要素下沉,权责匹配。基层是社会问题、矛盾纠纷的易发地、多发地,同时也是化解矛盾、源头治理的重要场所。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我们要深入领会习总书记的这番话,理顺基层和上级政府的权责关系。人事编制权、事权、财权尽可能地下沉到基层,使基层有能力、更有实效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第四,三治合一,内源生长。所谓“三治”是指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就是“以德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自治为目标”。通过法治与德治的相互支撑和配合,促进社会融合,达成社会认同,维系社会秩序;将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结合起来,在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中,以群众参政议政的方式,对接政府决策与社会民意,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管理社会事务。这是桐乡市最早提出来的,现在变成全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经验。(2015-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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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模式的不同定位、主体责任、治理体系和运作机制,对加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有三个重要的创新点:统筹社会力量的协同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报告中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应用到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关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概念,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专门提出,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从三治有机融合到三治相结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入新时代。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任务。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这为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论坛现场 胡小丽 摄

基层社会;治理;德治;法治;社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1]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精神,就必须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模式,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建设,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形成

中新网嘉兴9月21日电 (柴燕菲 胡丰盛
胡小丽)“社会有效治理和高质量经济发展一样,已经成为当前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9月21日,在浙江桐乡举行的第二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郁建兴在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认为,在此背景下,社会有效治理的顶层设计,显得日益紧迫。

[摘 要]
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模式的不同定位、主体责任、治理体系和运作机制,对加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有三个重要的创新点:统筹社会力量的协同机制;激发人民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作用;推动法治为自治和德治服务功能。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治理目标?需要发挥基层社会自治的作用,正确处理好三治模式之间的协同关系,提升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三社联动能力,以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建设,确保人民的基本权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经过几十年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和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一套社会治理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社会治理的“四梁八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形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社会治理创新的力度,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提高防范社会风险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稳步上升。

图片 2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郁建兴
胡小丽 摄

[关键词] 基层社会治理;自治;法治;德治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政府的管理模式从“管制”走向“治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以及民主协商来治国理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是机械复制传统模式,而是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新部署,取得明显成效。一是提出了建设平安中国的社会治理总目标,要求把建设平安中国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来谋划,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确保改革和发展在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二是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政府和社会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努力实现社会善治。三是形成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治理方式,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四是形成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五是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

9月21日,第二届“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桐乡举行,数十名来自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顶级专家汇聚一起,共同探讨基层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报告中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应用到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关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概念,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专门提出,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从三治有机融合到三治相结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入新时代。

一、明确基层社会三治主体,打造社会治理基础工程

二、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

自治、德治、法治的“三治”建设在2013年发源于浙江桐乡,并在较短时间内燎原国内各地,成为社会转型期化解基层矛盾的一种治理模式,并在乡村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治理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1]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精神,就必须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模式,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建设,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机制中,谁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体?从党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中,治理城乡社区的主体由五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包括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基层政府的代表、基层社会力量的两个代表(包括企业的代表、基层社区组织的代表)和居民的代表。这四类治理主体的代表各有自己的职能和作用,是一种有机契合的社区共治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结构体系。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和地区,又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城乡社区管理。

当前,国际格局、国内发展、社会变迁、科技革命、群众需求等各个方面的新情况,都对我国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基层党组织是三治主体的第一方面代表。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因此,基层党组织承担起社区事务的领导地位。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并不是什么都管,而是负责基层的政治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政治建设的内涵是加强和改进街道、城乡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乡社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组织建设是基层各个单位需要建立基层党委、总支或者支部,或者联合支部,没有党员的单位需要派遣党代表;基层社会的党组织需要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从国际格局看,世界格局正经历大变革大调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区域冲突时有发生,西方社会正经历各种“认同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社会民粹主义等,都在以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我国社会治理产生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社会治理工作的主动性,统筹运用国内国际资源,主动适应国际格局新变化。

在郁建兴看来,浙江桐乡推行的“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是政府在现代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探索的一大成果,具有可复制性,其意义重大。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政府的管理模式从“管制”走向“治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以及民主协商来治国理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

基层政府是三治主体的第二方面代表。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这需要基层政府制定出区县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依法厘清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以及协助政府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基层政府组织是基层社会三治的第二个主体,也就是基层政府治理,基层政府需要切实履行城乡社区治理主导职责,加强对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支持、财力物力保障和能力建设指导,加强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的指导规范,不断提高依法指导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从国内发展看,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由于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及保民生任务繁重,全面深化改革深刻触及既有利益格局,这些新情况要求我们把社会治理摆到经济发展大局中来谋划,推动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各类社会风险。

“为什么要在新时代提出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治、法治与德治?三治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是什么?桐乡让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提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他说,2013年,桐乡发生劳资纠纷101起,分管领导大部分精力都牵扯在调解纠纷上,实行“三治”后,99%以上劳资纠纷在行业协会内部就地化解。2017年,桐乡176个行政村中,连续五年“零上访”、“零诉讼”、“零矛盾上交”的村达61%。此外,通过村规民约的规制,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和封建迷信盛行现象得到明显遏制,村民文明素质大为提升。

一、明确基层社会三治主体,打造社会治理基础工程

社会力量是三治主体的第三个方面的代表。基层社会三治主体中,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社会力量的主体包括基层社会组织和企业。基层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基层社会中的社区基金会、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是社区和谐的重要力量,它能够起到稳定器和缓冲带的作用。实践证明:有效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有利于完善社区组织的工作体系,包括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积极引导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从社会变迁看,我国社会发展出现新态势。一是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对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和流动人口管理提出新要求;二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去产能产业职工安置、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和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就业都产生重要影响;三是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产生各种新阶层、新群体,利益格局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四是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新挑战;五是大众消费时代的“拜金主义”“福利主义”等倾向显现,一旦出现经济紧缩,极易产生社会满意度下降和相对剥夺感。这些新态势要求我们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文显认为,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桐乡经验,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升级版,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机制中,谁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体?从党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中,治理城乡社区的主体由五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包括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基层政府的代表、基层社会力量的两个代表(包括企业的代表、基层社区组织的代表)和居民的代表。这四类治理主体的代表各有自己的职能和作用,是一种有机契合的社区共治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结构体系。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和地区,又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城乡社区管理。

城乡社区成员是三治主体的第四个方面的代表。在城市社区就是居民(包括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农村社区就是农民(如果是城中村,也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这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合理确定其管辖范围和规模,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衔接。加快工矿企业所在地、国有农场、城市新建住宅区、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建工作。作为居民自治,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它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从科技革命看,互联网成为社会治理重要领域。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其迅猛发展使网络社会中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各种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快速传播,各种社会情绪通过网络发泄,各种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诉求通过网络表达,各种虚假信息、诈骗信息、色情贩毒信息、非法集资信息、贩卖违禁商品信息也依靠网络传播,网络舆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网络社会,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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